朱兆一
近日，影片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大火，“叫好又叫座”。对该片，目前评论界普遍从文化情感角度去解读。本文想换一个角度，谈谈该片触及的一个重要话题——侨批经济。
电影的核心线索是侨批。潮汕方言里，“批”指书信，“侨批”则是银信合一——一封信里，既有问候，也有汇款。这个东西，2013年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《世界记忆名录》，被称为“侨史敦煌”。
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，大规模下南洋的劳工，面对的是一个没有国家金融基础设施的环境——没有国际汇款渠道，没有可靠的邮政系统，没有任何法律保障能确保一个在暹罗蹬三轮车的潮汕人，把工钱安全送到汕头老家。填补这个空白的是“水客”和“银信局”。
水客是专门往返于南洋与潮汕之间的私人信使，银信局则是早期的民间汇兑机构。它们建立信用的方式，完全依赖个人声誉与宗族网络——哪家银信局敢吞钱，消息第二天就传遍整个潮汕侨乡，此后再无生意可做。这是一套没有监管、没有合同、没有抵押的金融体系，但它的坏账率极低，运转了近一个世纪。原因只有一个，在类似的封闭社群里，名誉就是最硬的抵押物。
电影里的阿嬷守着那叠侨批几十年，在外人看来是守着感情，但从金融逻辑来看，她守着的也是一套跨期兑付的信用凭证。那张薄纸上的字，比同时代很多银行存单更可靠。
电影里的郑木生为什么不远万里去南洋？不是因为有梦想，是因为留在当时的潮汕活不下去。
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，东南沿海人口压力巨大，本地耕地不足以养活所有人。下南洋是一种被迫的人口溢出——把剩余劳动力输送到东南亚的种植园、矿场、码头，用体力换取工钱，再把工钱寄回故土。这是家庭层面自发形成的跨国风险分散机制——男人在外承担收入风险，女人在家守住土地资产，两端各司其职，共同对冲生存风险。
电影里反复出现的“一碗白粥一罐橄榄菜”，不只是生活清贫的视觉符号，背后是一套极度压缩个人消费、最大化汇款率的生存策略。南洋劳工的工钱微薄，但只要把自身消费压到最低，积累下来的汇款就足以在故乡购置土地、修缮祠堂、供养一家老小。这个逻辑和今天在城市打工的外出务工者在本质上没有区别——用异地的收入，置换家乡更高的购买力和社会地位。
侨批的历史贡献，也因此超越了家庭层面。据史料记载，华侨汇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是东南沿海省份最重要的外汇来源之一，甚至在改革开放初期，侨汇依然是广东外汇储备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。那些用侨批寄回来的钱，最终以民间资本的形式，为岭南商业文明的早期积累提供了持续的资金支持。
电影里最有意思的经济角色，其实是谢南枝。
她做的事，用今天的语言来描述，是“情感外包服务”——代替已故的郑木生，持续向阿嬷寄信寄物，维持一段实际上已经终止的家庭契约的表面完整。
这件事的经济含义是很丰富的。在那个年代，大量下南洋的劳工文化水平有限，无法独立完成复杂的书信往来。代书先生因此成为连接两端的关键中介——他们不只是写字，更是弥合两种生活语境之间的信息落差，确保汇款附带的情感与承诺能被对方准确接收。信息的通畅，直接关系到家庭经济契约的稳定。一旦沟通断裂，家庭财产归属、赡养义务、子女抚养就会陷入模糊，进而产生纠纷和资产损耗。谢南枝的“谎言”，客观上维持了叶淑柔家庭的情感稳定，也避免了这个家庭因信息断裂而走向解体。
这种情感中介的价值，在当时完全是隐性的，没有人把它算进经济账里。但没有它，那个跨国家庭的运转就会失灵甚至断裂。
电影里，晓伟去泰国的动机是讨债，不是寻根。这个细节，是整部影片里最具现实隐喻的一笔。
老一辈华侨与故土之间，靠两条线维系，一条是血缘纽带，一条是经济纽带。汇款是义务而不是可选项。钱必须回流故土，用于购置不动产、支撑宗族运转。这两条线互相加强——经济上的依存关系，反过来巩固了文化认同。
但这个双轨机制，正在当代新移民身上悄悄松动。今天从中国出去的留学生、技术移民、企业外派人员，资产配置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——钱不一定回流故土，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优配置。子女教育、海外保险、当地房产，这些是新移民的财富去向。汇款作为经济纽带的功能，随着老一辈的离去，正在系统性弱化。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拍的是情，但情书的载体是侨批，侨批的本质是金融契约。理解了这一点，才算读懂了侨批，也才算读懂了潮汕人为什么能在全球离散的处境里，还能把族群的根留得那么深、那么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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